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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形成 —— 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英]玛丽·伊万丝 著 向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目录录 致谢 序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第三章 技术革命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第五章 历史变革 注释及参考文献 致致谢谢 在著书过程中深受众多亲友的帮助,在此谨表拳拳谢意。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克里斯·库 德摩尔,他对本书的构思深感兴趣,作为首位读者,给予我大力支持和鼓励。感谢维姬·霍 尔和嘉玛·查普曼,她们在手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感谢犬子汤姆和杰米,他们 就现代世界的本质提供了不同见解,对本书诸多观点的浓厚兴趣给予我启发和激励。 序序 [1] 本书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 (Velazquez)1656年的画作 《宫娥》 (Las Meninas )。这幅画作就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胜过任何文字的表意:对 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但鉴于该画作的创 作年代, 《宫娥》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能从 《宫娥》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让 我们觉得自己同17世纪的芸芸众生有着共通的历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构成了本书成书的 前提。 [2]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的小说 《198 》涉及众多重要主题,极权主义社会会抹 杀历史便是其中之一。本书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有意要消除历史,抹去我们对过去的集体记 忆。这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人们往往不再按时间顺序讲授历史知识,也不再将思想 和事件置于历史语境下来看待。这种变化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一个动因。我们被告知自己生 [3] 活在一个新的“风险”社会 [乌尔利希·贝克 (Ulrich Beck)],人类以及人们同自身和彼 [ ] 此的关系都发生了彻底变化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布赖恩·特 [5] [6] 纳 (Bryan Turner),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1在诠释21世纪时,包括这 些学者在内的众多作者都强调该时期同以往各历史时期的差异。这些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 论范畴。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是一个尚未经历这些变革的世界,意图展现古今关系以及思 想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读者开卷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7] 首先,本书假定“社会”存在。英国首相撒切尔 (Thatcher)夫人发表过“社会”不存在的著 [8] 名论断,众多社会学家 [例如约翰·厄里 (John Urry)]进一步完善了该观点,提出在这 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而是身处同一个世界。2这种观 点 (在一个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世界里)深受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论 断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了 解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其二,曾有观点认为,“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如 [9] 今即便是其主要拥护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3也已经摈弃该观点。很显 然,充斥现代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冲突——例如宗教在社会世界的定位——是我们传承的历 [10] 史遗产的一部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曾论述过“失落的世界”,而另 [11] 一位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逊 (Patrick Collinson)也曾在书中提到我们有能力重新获 得、理解这些世界,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 其次,我们需要理清“现代” (modern)、“现代性” (modernity)和“现代主 义” (modernism)这三个术语。人们通常将这些术语混为一谈,但三者实际上存在明显差 异。从历史角度而 ,“现代”并非特指某一固定时期 (如第一章所述),但作者用“现代”一 词指代1500年以降—— 即宗教改革以后—— 的历史时期。宗教改革在欧洲催生了新的基督 教教派——新教。人们对该教派影响程度的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发展影响深 远,而且还将在诸多方面继续产生影响。第二个术语“现代性”的用法和大多数语境下的用 法相同,指19世纪中叶欧洲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经验。该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革 以及随之形成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新认识共同定义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界定了一个特 定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三个术语“现代主义”此处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文艺思 潮。 本书主要聚焦英国,但我们现在认识到,对英国的认识应该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女权 [12] 主义、性政治、“后殖民主义”和“属民研究” 以及保罗·吉尔罗伊 (Paul Gilroy)之类学者 的涌现,使得撰写历史比以往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5因此,虽然英国是本书考察的焦 点,但这个国家不断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读者还需要区分资本主 义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驱动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工业 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独立于后者而存在。198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使人们逐渐接受 市场经济是社会组织的唯一方式这一观点 (还推广了民主与市场经济“ 自然”关联的观 念)。但我们只需简要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便知道这些观点都不可信。我们曾经 (而 且仍需继续)争取民主、捍卫民主。历史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务很少有“ 自然的”。最 后提醒读者,本书是对过往500年历史的概述,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创造”历史的人物和事 件。作者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受到启发,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1] 委拉斯凯兹 (1599— 1660 ),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师,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注重 色彩的表现。代表作品包括 《纺织女》 《镜前的维纳斯》 《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 《酒神 巴克斯》 《宫娥》等。——译者注 [2] 乔治·奥威尔 (1903-1950 ),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 《198 》 《动物庄园》等。——译者注 [3] 乌尔利希·贝克 (19 —2015 ),德国社会学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 化社会学等理论。主要著作包括 《风险社会》 《世界风险社会》 《自反性现代化》 《什么 是全球化》 《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 ] 安东尼·吉登斯 (1938— ),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当代社会的本体 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要著作包括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社会学 方法的新规则》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 者注 [5] 布赖恩·特纳,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 《宗教与政治》 《宗教与现代 社会》等。——译者注 [6] 唐娜·哈拉维 (19 — ),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以“赛博格”理论闻名。主要著作包 括 《赛博格宣 :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类人猿、赛博格和 女人—— 自然的重塑》等。——译者注 [7] 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 (1925—2013 ),英国政治家,第 9任英国首相,1979— 1990年在任。——译者注 [8] 约翰·厄里 (19 6—2016 ),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译者注 [9] 弗朗西斯·福山 (1952— ),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 《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 人》 《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 革命》 《落后之源》、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 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跨越断层—— 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等。——译者注 [10] 彼得·拉斯莱特 (1915—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 《洛克政府论导论》 《失落的世界》等。——译者注 [11] 帕特里克·科林逊 (1929—2011),中国人民大学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 ——译者注 [12] 保罗·吉尔罗伊 (1956— ),英国学者,专攻种族研究。主要著作包括 《英国的国旗下 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 《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 《身份政治:从 表层到小政治》 《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 《各种阵营之间:种族,身份和肤 色之外的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第第一一章章 现现代代的的形形成成 1314年年 但丁创作 《神曲》 1492年年 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治下,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1501年年 米开朗基罗完成作品 《大卫》 1517年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公布 《九十五条论纲》 1547年年 特伦托公会议;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开始 1564年年 莎士比亚诞生 1605年年 塞万提斯的小说 《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1633年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 ,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 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 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 (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 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 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 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 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 ,事 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 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 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 洲是在20世纪初才线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 的开端:例如,1 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 51— 1506 )首次 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 75— 156 )完成作品 《大卫》 (David ),1 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 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 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 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 [1] 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 [作者阿布·阿 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 (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 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 《游记》 (Travels ),1 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 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 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 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 (Marco Polo )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 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 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 ,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 的传奇而已。1 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 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 人口而 ,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 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 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 以来是一个复杂、西南交通大学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 特征的线 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 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 [乔叟 (Chaucer)和但丁 (Dante ),二者均是1 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 [罗 [2] [3] 拉德派 (the Lollards ),约翰·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e )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 [ ] 多著名的大学 [位于科英布拉 (Coimbra )、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 [5] 亚 (Bologna )],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 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 8— 13 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 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 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 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 然1 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 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 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 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 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 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 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 利、波兰、西班牙 [阿拉贡的费迪南 (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 (Isabella of Castile )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 则以独立城邦 (意大利)或公国 (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 实现统 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 ,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 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 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 (因1378— 1 9年教会大分裂,英菲尼迪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 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 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 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 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 、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 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 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 [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 世 (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 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 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 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当完善和规 [6] 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 — 1920 )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 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 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 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 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 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 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 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 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 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 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 态。借用 《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 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 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 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 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 [7] 的发明。15、16世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 (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 。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 《圣 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 新的观念。13、1 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 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 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 [8] 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 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 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 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 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 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 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 的研究者而 ,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 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 (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 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 断,冲突不绝 (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 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 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 [9]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的 《九十五条论纲》 (95 Theses ),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 年10月31 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 (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 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 (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 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 《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 [10] [11] 尔文 (John Calvin,1509— 156 ),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 (Huldrych [12] Zwingli,1 8 — 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兰默 (Thomas Cranmer) ——而 ,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 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 (茨温利认为 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 [13] 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1 66— 1536 )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英菲尼迪他反对路德 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 (Leo X )将路德逐出教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焚毁路德早已 广泛流传的作品,并宣布讨伐异端。这些极力拥护教宗的统治者中就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 八世 (Henry V III),他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信仰的守护者”的称号。但路德等人的学说突破 反对派的重重阻拦,在大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深深扎根。路德主张教士可以结婚,赢得 神职人员的支持。平信徒接受路德学说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尤其是对德语信众而 ,其学 说的吸引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宗教。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能看到人们民族意 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不受地域限制,通过共同的文字得到强化,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 特权。例如,亨利八世于1537年下令英格兰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必须使用英译 《圣经》。 (需要说明的是,此举的社会影响令亨利有所不安。15 3年,他说服议会通过法案,规定 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读 《圣经》。) 自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后,欧洲的宗教改革经历了诸多血腥战事,既有内战,也有国家 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到16世纪末,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欧洲大致分为两个阵 营,南部信仰天主教,北部信仰新教。新教走进欧洲社会和历史。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 长久以来都认为,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 但宗教的变革不是人类世界观发生彻底变化的唯一诱因,这种转变还因1 — 16世纪的另一 文化运动而起,即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作为诱因的观点更为复杂,也更 具争议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没有诸如路德的 《九十五条论纲》和1531年的 《至尊法案》 (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类的标志性事件。 文艺复兴的研究史表明,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在20世纪经历了剧变: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 [1 ] 莱 (Jules Michelet )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位重要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文艺复兴”的概 念。他在1855年写道:文艺复兴是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1 、15世纪欧洲人文主 义兴起的角度明确定义了文艺复兴5 。米什莱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文艺 复兴就是关于米开朗基罗 (1 75— 156 )、蒙田 (Montaigne,1533— 1592 )、莎士比 亚 (Shakespeare,156 — 1616 )以及伽利略 (Galileo ,156 — 16 2 )等人明确的现代 思想的运动。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第二位重要史学家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 [15] 特 (Jacob Burckhardt ),他主张文艺复兴特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布克哈特在 《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出版)一书 中歌颂了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现代精神” 6 。第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 [16] 史学家是19世纪的英国人沃尔特·佩特 (Walter Pater)。他认为文艺复兴横跨12— 17世 纪,颂扬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唤起的对想象和理性的热爱7 。 [17] 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在 《中世纪的衰落》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 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 得了辉煌成就8 。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 ,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的是 [18] 欧文·潘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的 《图像学研究》 (Studies in Iconology,1939 )。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 。在潘诺 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 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 [例如史蒂芬·格林 [19] 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 自我塑造”10 。 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 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欧洲 (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 (有的 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 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 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 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 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1 52— 1519 )、米开 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 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 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 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因此,至 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 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 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人是卡尔·马克思 (1818— 1883 )、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 [20] 干 (Emile Durkheim,1858— 1917 ),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 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 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对文化史学家而 ,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 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 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 (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 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 (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 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 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西南交通大学韦伯 (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 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 欧洲 (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 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 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 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 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 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 伯写道: 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 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 ,生活中至关重要 的是自己获得永恒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 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 (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 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 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如新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 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 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 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 92年将摩尔人 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 92年将摩尔人 逐出格拉纳达 (Granada ),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 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 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 有设防领土、统一语 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 (例如, 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 :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 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 (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 定的对国家 (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 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 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 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 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 。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 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 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 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 [在托马斯·克伦 [21] 威尔 (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 [同安妮·博 [22] 林 (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 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 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 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 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 [克雷芒七世 (Clement V 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 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 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 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 婴。当时的 (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英菲尼迪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 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 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 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 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 (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 [23] 《乌托邦》 (Utopia )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1 78— 1535 )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 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 ——玛丽·都铎 (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 (Edward V 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 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 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 (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 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 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 白一世 (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 (虽 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 (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 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 [2 ] 人在,尤其是天主教会。自15 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 (the Council of Trent )起,天 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 [25] 牙国王腓力二世 (Philip II)。他 (及妻子玛丽·都铎 )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 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 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 (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 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 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 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如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 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因此,16世纪欧洲民众同国家关系的画布上呈现的并非一幅绝对独裁者统治绝对顺民的图 景。在众多欧洲国家,统治者获得权力的途径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王朝战争。权力和王位 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暴力被夺走。尽管如此,直到欧洲君主的权力最后 终结 [1793年路易十六 (Louis XV I)被送上断头台是该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民众才 能够想象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国家权力的形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16世纪显然还没有进 入“现代”,因为一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继承权掌权,行使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是绝对至上的 权力。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史学家也指出,欧洲诸国不存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绝对权 威。绝对权威给这些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遭受入侵的国家或是被殖民国家的权力集 中在一人手中,为欧洲扩张提供了便利,征服统治者就意味着征服了那个国家。 16世纪的欧洲君主不仅要提防野心勃勃的贵族阶层,还要关注对维持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 要的其他社会阶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国家通过税收、“贡品”和罚金的形式搜刮民财。 自16世纪起,税收问题在欧洲的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税收协商意识开始萌芽,在后期历 史中影响深远。 [但缺少足够资金蓄养军队往往会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即终止战争及武力 [26] 冲突: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同西班牙于1559年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 )就是双方财政紧张的结果。]封建王权的崩解意味着蓄养军队的费用 由国家承担,而捍卫宗教信仰、贸易利益和国家领土的战争耗资巨大。因此,各种社会和 职业群体、行会、城市团体和城镇的杰出市民都开始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并期望自己 的观点受到重视。君主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海上劫掠行为获得资金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 [27] 士 (Sir Francis Drake )因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截获大量财宝,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 颇受青睐],这些钱财再直接进入中央国库。但这种资金来源通常并不可靠,风险太大, 君主们还必须通过更传统的税收方式来筹集资金——但他们现在需要经过协商,获得许可 才能征税。 那些可供16世纪的君主筹集资金的欧洲社会都相对富足。尽管此时欧洲各国民众在生存问 题上还没有摆脱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束缚,众多欧洲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商 品。食品种类繁多 (即便只是供应少数阶层),有16世纪的食谱可以为证。同欧洲以外社 会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欧洲市场出现粮食和香料的新品种。饮食不再只是 出于饱腹的需要,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君主们出行也会带上他们的厨师。最著名 [28] 的例子是凯瑟琳·德·梅第奇 (Catherine de Medici )。据说她不喜欢法式烹饪,所以成 为法国王后之后,她带去了一批意大利厨师,还将使用叉子这一优雅的意大利就餐行为引 介到法国。16世纪居家生活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力亚 [29] 斯 (Norbert Elias )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该进程始于16世纪,涉及社会规范的各个 方面,尤其是身体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规范1 。叉子只是居家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日常 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它标志着现代心理和自我感知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6世纪的英格 兰,介绍礼仪的著作问世,新的行为规范形成,这些行为规范不再局限于接受骑士精神和 乔叟在 《序诗》 (Prologue )中描述的“线] 的行为举止训练的少数阶层, 而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16世纪初,欧洲还处于大一统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之下,而到16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急遽 变化,当时欧洲因基督教的不同宗派而四分五裂。欧洲大陆仍然没有实现世俗化的飞跃 ——该进程要等到18、19世纪才能实现,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审视宗教的主要教义的 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下令,所有教堂必须配备英语 《圣经》。此举 是英格兰向知识民主化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促使17世纪众多新教宗派在英格兰涌现。 在亨利八世经历了各种麻烦之后,英格兰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这个新教国家的国教仍 保留了一些明显的天主教成分,例如“诸圣相通”[31]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由于天主 教徒被有效地边缘化 (在爱德华六世治下遭到残酷迫害),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这项措施 没有在英格兰产生大的影响。绘画以宗教人物和宗教主题为中心,建筑呈现巴洛克风格, 是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的两大特征。但在16世纪末,一个自信、坚定的民族声音在 英格兰响起。如新这个声音采用了戏剧的形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剧作家有克里斯托弗·马 [32] 洛 (Christopher Marlowe,156 — 1593 )和威廉·莎士比亚。从语 、题材和人物的角 度而 ,这些剧作家的戏剧作品开始呈现本土色彩。虽然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用方 创作的 小说不是出自英格兰 [塞万提斯 (Cervantes )的 《堂吉诃德》 (Don Quixote )是欧洲最 早的一部小说,而且在众多人眼中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但第一部用方 创作的戏剧诞 生于英格兰。这种文体既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又通俗易懂。一如既往,宫廷大力资助艺 术创作,直到企业代替个人成为艺术创作的资助人。 到1600年,激烈的内战给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将一直持续到17世纪 末。但欧洲大陆也有喘息的时期。事实上,对众多16世纪的欧洲市民而 ,这个世纪带来 了繁荣和机遇:同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其他社会的财富掠夺加剧 (尤其是西 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掠夺)。政府财政持续紧张,但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急遽增 长。一些人的室内生活变得舒适,房屋装上了壁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富人不再居住在 堡垒里,而是开始建造宏伟的乡间别墅,成为欧洲的典型景观。阔绰的男人,偶尔也有富 足的女人,继续通过漂亮的房子和室内陈设的工艺品来炫耀财富和教养。16世纪通常被看 作是一个热衷“文明”的时期,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热衷室内空间的时期。即使不 太富裕的家庭也会雇用几个仆人,而对于殷实的家庭而 ,打理一栋大房子则需要大量仆 人15 。 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使欧洲发生了蜕变,是中世纪向萌生清晰可辨的“现代”人格的18 世纪的过渡。“现代”人格视理性为现代人的使命,通过认识世界和控制世界实现对世界的 理性统治。因此,要判断真正的“现代”是否开始形成,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世界中寻找证 据,看人类是否在探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而不是假定在任何历史时期,现 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在17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君权神授的观念受到强 烈质疑。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James I)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君权神授说,但他面对的 是在民众中迅速成长的一种共识,即统治者不一定是全能的上帝授命的。然而,整体而 ,16世纪的民众还未接受这种看法。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6世纪实质上是过去的 延续,而不是欧洲社会的未来。莎士比亚赋予统治君主“人性”,刻画了他们的嫉妒、愤 怒、野心和挥霍无度,甚至偶尔还会展现他们的威严。但君主仍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即便 受到挑战,也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轮不到普通民众。16世纪还远没有形成人人有权参 [33] 与政治的民主观念。史上不乏劝谏统治者的著述,西南交通大学例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1 69— 1527 )和12世纪威尔士的吉拉德 (Gerald of Wales )的作品,但这两 位作者都认定,统治者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 (或是更有效的)统治者,而不是 学会如何分享权力。 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不属于21世纪现代欧洲的范畴,而是中世纪的延续,即 个体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从身体和心理两个角度而 的。 (从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 可以判断)16世纪的人们对人的内心有了深刻认识,但对人的身体缺乏现代人的认知,这 也将16世纪同现代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16世纪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男女的生理差异, 或是个体之间没有爱欲。在这两方面欧洲人从来没有,也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确切地说, 两者的差异在于,16世纪认为人的身体是男性的 (女人是

  11)(指认完成后)裁判说:警察请闭眼。高中生近视比例为83.(4)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名臣健康股份。逐步形成设施网络化、供给多元化、服务普惠化的公共体育服务格局。那在承揽上更加是如虎添翼。crumb:e!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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